房间不大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，墙角一张行军床，连窗户都没有。
周兴邦坐在靠墙那把椅子上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手腕上的一次性手铐已经解了——这里是军事检察院的地方，不归公安管，他的身份暂时算“协助调查”。
桌上摆着一杯水，没动过。
秦牧进去的时候，周兴邦的眼睛立刻抬起来。
眼睛是红的，不是哭过——是那种长时间不敢眨眼的红。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秦牧拉开对面的椅子坐下。椅子腿在水泥地上拖了一声，很短，但周兴邦的肩膀跟着缩了一下。
秦牧没急着说话。他把椅子往后靠了靠，背靠椅背，两条腿伸开，姿势很松。
不是审讯的坐法，更像是在路边摊等一碗面。他在看周兴邦。
在机场接待室的时候，周兴邦还撑得住。西装虽然皱了，扣子还是系着的，头发虽然乱了，分缝还在。
一个习惯了体面的人在高压下最后丢弃的东西就是体面。
当时他还没丢。现在丢了。衬衫领口的扣子解了两颗，领带不知道什么时候摘掉的，下巴上冒出一层青茬。
右手食指一直在搓拇指指腹——很快，完全没有节奏，是身体自己在动，脑子管不了的那种。
恐惧有很多种。秦牧见过怕死的，见过怕疼的，见过怕坐牢的。
周兴邦这种不一样。他怕的是一个具体的人。
“箱子打开了。”秦牧说。
周兴邦的手指停了一瞬。
“里面的东西我看了。”
“……都看了？”
“工程合同，转账凭证，银行流水。”秦牧停了一下，“还有信封。”
周兴邦的脸在白色灯光下肉眼可见地灰了一层。
“你知道我要问什么。”
周兴邦低下头，盯着自己的手。手指又开始搓了。
“我不是执法人员。”秦牧说，“今天这个房间里没有录音没有录像。你跟我说的话不算笔录，不算供述，不能作为任何程序中的证据。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”
周兴邦明白。
这意味着他可以说——也可以不说。但不管他说不说，那些箱子里的东西已经在别人手上了。
“你觉得周永胜今晚会做什么？”秦牧问。
周兴邦的手突然攥紧了膝盖。
秦牧往椅背上靠了一下。“他四点钟从机场出去，直接开去了东郊。没回市政府，没回家。去见了一个人。”
他说到“见了一个人”的时候，周兴邦的呼吸变了。
“你知道他去见谁了。”
不是问句。
周兴邦的嘴唇动了动，没有出声。
“你箱子里那些信封——照片、录音、协议——你费了多大力气才攒到这些东西？一年？两年？”
“……四年。”周兴邦的声音哑得厉害。
四年。秦牧在心里过了一下。周兴邦在远征公司干了至少六年，前两年大概还在老实做事，后面四年开始偷偷留底。
“四年攒下来的东西，你装在箱子里准备带出国。不是为了告发他们。是为了保命。”
周兴邦没说话。但他的眼睛终于从手上移开，看向秦牧。
那眼神里有一种秦牧在战场上见过的东西——被围住的人在判断哪个方向还有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