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水利科出来，崔天阳没有直接回家。
他骑车去了城南的河滩地，站在地头，看着那几畦麦子。
麦子已经抽穗了，穗子沉甸甸地弯着腰，在风里轻轻晃。
他蹲下来，用手拨开一株麦子的叶片，看了看根部的土壤。
还湿着。再撑三天，应该可以。
他心里盘算着，后天打井，打井队来了，就算打不出水，至少也能想想别的办法。
他看着那些麦穗，想起穗穗。
穗穗出生那天，于依依说，等麦子收了，给穗穗扎个小把玩。
他当时答应了。他得让这些麦子活下来。
可就在他等着打井队来的这两天里，出了事。
那天中午，崔天阳刚从泰丰楼后厨忙完午市，还没来得及擦汗，赵宇就急匆匆跑进来，说外面有人找他。
他出去一看，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穿着灰布制服，面生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。
年轻人一过来，就脸色凝重，甚至没有好脸色严厉的说：“崔天阳同志，我是区里派来的。有人举报你利用试验田谋私利，把种出来的粮食私留不交公。区里让我们来调查一下，请你配合。”
崔天阳愣了一下。
私留不交公？
他脑子里转了一圈，想起来了。
上个月麦收，他选了一批单株，脱粒后留了种子，确实没有全部上交。
可那是做试验用的，他留的每一粒都有记录，每一袋都编了号，明明白白。
他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行。你们要看什么，我给你们看。”
调查组一共来了三个人。
除了那个年轻人，还有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和一个扎着两条辫子的女同志。
崔天阳把他们领回家，从抽屉里搬出那个旧本子，又从柜子里取出所有的纸包。
纸包一个一个摊在桌上，他指着说：“这是去年选的第一代单株，一共九十二株，每株编了号。这是第二代，淘汰了一批，剩了四十七株。这是第三代，只剩了二十株。每一粒种子都有记录，用在哪里、留了多少、剩下的在哪里，全部在本子上。”
那个中年人翻了翻本子，又看了看桌上的纸包，问：“你留这些种子，经过谁批准了？”
崔天阳说：“没有经过谁批准。我自己搞的试验，自己留的种。地是街道批的，条子在王主任那儿。种出来的粮食，除了留种，其他的我一口没往家里拿。吴技员可以作证。”
中年人没说话，把本子一页一页地看。
那个女同志在旁边做记录，把纸包上的编号一个一个地对。
年轻人则走到院子里，看了看那几盆花，又看了看墙角堆着的杂物，没发现什么异常。
就在这时候，吴技员来了。
他是听李田说的。
李田在药铺里听到风声，赶紧托人去农业科给吴技员带了话。
吴技员赶到的时候，气还没喘匀，摘下草帽拿在手里扇着。
他看了一眼桌上的本子和纸包，又看了看那三个调查组的人，把草帽往桌上一搁，说：“我姓吴，区农业科的。这个试验田的事，从头到尾我都参与了。他留的每一粒种子，都是为了下一代的试验，一粒也没往自己家里拿。你们要查，查我。是我让他留的。”